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黄一兵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括和总结。认真学习贯彻《决议》精神，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首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过的难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

　　在全党为寻找中国革命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探索中，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系统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阐明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开辟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决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是艰巨复杂的事业，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贯穿了同“左”右倾错误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创造了重要条件。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1939年、1940年之交，为了系统阐明党的理论和纲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更好地指导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著作，深刻总结和全面阐述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和党的建设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发、党的政策和策略的精辟论证，对指导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这些理论的创造，标志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并阐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方针和政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胜利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崭新课题。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标志着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这个时期，党还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许多思想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以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决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极为艰巨、极具挑战性的努力。”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为我们党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提供了基本依据。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重要思想理论成果，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

　　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同志系统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系统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关于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等思想，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作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精辟论证了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还在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

　　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鲜明提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充分预见到在全国执政面临的新挑战，明确提出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积极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这其中的许多重要论述，至今仍有很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我们党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武器。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方法，对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党许多卓越领导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三、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毛泽东思想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中，民族的历史和民族的现状、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内容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曾经针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整顿学风，就是强调研究中国的现实斗争内容，也要研究中国的近代历史和古代历史，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文化，对封建文化一定要做具体分析。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有很多好东西，但也有许多毒素和糟粕，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但“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同志提出并倡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民族的”文化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坚持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的特点结合起来，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科学的”文化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大众的”文化是民主的，应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的，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对于中国的优良的历史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历史文化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毛泽东同志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

　　四、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思想为此后我们党的理论创造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正如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一样，也绝不能要求毛泽东同志承担解决他去世以后中国和世界所发生的一系列新问题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指出，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了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先后创立邓小平理论，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科学发展观，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切成果，并且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了我们的事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阔步前进。

　　（信息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