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一根扁担、一副泥兜子、一把铁锹，围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当时，我们几个人挤在这间芦苇棚，没处烧饭，只能自己垒土灶对付；寒冬腊月，蹲在地上吃饭，饭菜冰凉不说，一阵北风刮来，还常蒙上一层泥沙。

　　为了赶在汛期之前堆成大堤，我们很少回家，尽管离家不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芦苇棚里一住7个月。有一次连续83天没回家，一直到1700米长的大堤筑成，600亩滩涂围垦战役告一段落。为了抢时间，我们来不及庆贺，紧接着又用20天时间，在这片滩涂上开挖300亩鱼塘，放养了30亩幼鱼、40亩成鱼。那年底就有商品鱼上市，账面上多了两笔数字：产值9.8万元，利润2.1万元！
　　初战告捷，信心来了，又一批人愿意加入，队伍壮大了。我们看中的不仅是脚下这600亩地，搞农业，一定要有一定规模，我们看中的是紧挨着的另一块大约2000亩的滩地！当时，我抱着测绘好的地形图、施工图、规划图，跟领导据理力争：风险有，不放长线，怎么可能钓到大鱼？我们不要政府一分钱、一块砖、一根木头，自找门路筹集100万元资金，再一次“闯滩”了。

　　那是1987年4月，我们趁热打铁，第二次向荒滩挺进。面对风浪和潮汛随时可能的袭击，我们顶风冒雨，人挖肩挑。鞋不能穿，我们就赤脚干，脚腕就被芦苇根刺破、扎伤了，海水一浸泡，溃烂从此再也没有好过，一直到现在，还是常年裹着一层厚纱布。苦的确苦，累的确累，但我们无怨无悔。人人都知道，围垦出来的土地，是赛过黄金的宝贝……
　　半年里，我们筑起一道长达3300米的大堤，又夺回了2000亩土地。围垦成功，我们一鼓作气在垦区里开通了8000米河道，挖了720亩鱼塘、270间猪棚。1988年，荒滩上建起来的瀛东养殖场已创产值35万元，赢利7万多元。荒滩终于成了一个“聚宝盆”。
　　要来“瀛东”安家落户的人越来越多。1989年经县里批准，瀛东村正式成立，我们有了新的家园。
　　1994年，我们再次踏进东滩，操起扁担、铁锹，第三次向大海开拔，10年一共围垦土地4000亩。
　　自然灾害是一大困难，也有较大的风险。那几年，老天好像也和我们作对，好几次大潮都险些把大堤冲垮，还差点闹出人命。那几年每年都有台风、大潮，我们开始围垦的时候，每年至少会遇到三五次大风大潮。

　　在崇明围垦史上，冬季因雨水少、潮汛小，一向被选定为围垦最佳时机，可我们等不及、顾不上，一年就是几十万元效益。风、潮、汛的“险”是明摆着的。一天深夜，狂风挟着大潮、暴雨袭向刚合龙的大坝，我们扛起装满泥土的草包，直奔决口处。汹涌的大潮将草包卷得无影无踪，我们跃入大潮中，筑起人墙抵挡潮水，又用泥包堵住了缺口，最后都累趴在堤岸上。

　　10年，瀛东村人均占地提高到80亩，在上海郊县名列第一。对一个村来说，增加了这么多土地，老百姓10年围垦站住了脚。我们村的村民富裕了，集体经济增长了。
　　我讲过一句话，作为村干部，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句话我是不知不觉讲的，但是讲了以后就时刻记在心里。我觉得，哪怕经历再多的苦难都值得！
　　对于我来说，3次围垦也是最关键的10年。1998年，我代表上海郊区在市里发言，那天我流泪了。我说，没有党的好政策，没有这10年的路，没有这3次围垦，也就没有现在的我。我们“艰苦创业，敢为人先”的垦拓精神也被崇明命名为“崇明岛精神”。

（信息来源：上海基层党建、崇明区委组织部、宣传通讯）